文／何定照

國家音樂廳裡，NSO大提琴首席熊士蘭遠遠走來。她身形挑高、風姿颯爽，一身淨白寬襯衫、腳步俐落，和手上提著的雪白大提琴盒如此相襯，竟讓人錯覺她手上彷彿本該有把大提琴。當她親切招呼，那明朗笑意，又讓人心裡不禁跟著綻開一朵花。

正如她的名字，熊士蘭混合著一種世家女子、豪爽女傑的氣質。她舉手投足間俱見大方，卻毫無架子；那是出身名門，又獨自遊走四海後特有的標誌。

在NSO團員裡，熊士蘭可說經歷最多歷史波濤。光說她出生大陸，歷經文革，又在香港、美國度過多年，1983年才來台，就已讓聞者不可置信；奇妙的是，熊士蘭和大提琴結緣，正和文革有關。

熊士蘭家族原分布泰國、香港，家大業大，父親擁有德國化學雙博士學位。1950年代，父親響應「祖國號召」，禮聘回陸，官拜華南總工程師。然而共產黨當時政策多變，父親忽而受重用、忽而遭貶抑，還曾被關進牢；心灰意冷下，他終於在熊士蘭4歲那年逃到香港，說好再將一家接走。然而政府對熊士蘭一家嚴加控管，父女再會，已是13年後。

讀小學時，文革展開，學校休課，一肩挑起父職的熊士蘭大哥，認為妹妹們不能荒廢學習，要大家各學一樣樂器。熊士蘭父親本就愛樂，家裡滿是黑膠唱片，孩子都學鋼琴；大哥重新分派後，大姊繼續學鋼琴，兩個妹妹改學小提琴，熊士蘭呢？她哈哈大笑：「哥哥說手足中我身材最高，指定我拉原本是他在拉的大提琴。」

說到大提琴，熊士蘭盪開微笑，多年愛戀顯然至今未止。「大提琴是一種很自然的樂器，可以坐著拉、很舒服；音域最接近人聲，最容易打動聽眾；演奏方式也很自然，提起手臂就可拉，不違背人體工學。」

大提琴還是種很群體的樂器。熊士蘭舉例，練鋼琴必須一個人關在琴房，「好孤單」；拉大提琴就常有機會合奏。由於實在太喜歡「團體在一起熱鬧的感覺」，童年和姊妹練琴時，她還會拜託大家在同一房間練，「我們樂器、練的曲目都不一樣，同房練習根本是各拉各的調，但我就是好開心！」四姊妹同房練琴的愉悅記憶，種下了熊士蘭對樂團合奏的嚮往。

文革時學琴有諸多不便，和老師上課，第一件事永遠是把窗帘拉上，樂譜也很難找，還得用手抄。「拉了4年，我只有練習曲和巴赫無伴奏大提琴組曲兩本譜。」唯一慶幸的是，熊士蘭家住大人物雲集的上海盧灣區，「宋美齡舊居也在附近」，政府管束較少。就在這棟兩層樓花園洋房中，熊士蘭完成5年的大提琴學習。

手足之情養成的熱愛群體個性，果真讓熊士蘭走上樂團之路。1974年文革後期，熊士蘭舉家遷移香港，從未唸過音樂科班的她，憑著一首離陸前才拿到譜練習的聖桑大提琴協奏曲，考上香港愛樂樂團。17歲的她不但是團裡最年輕的樂手，還是唯二女生之一，另一位是豎琴手。

兩年後熊士蘭全家跟著父親遷美，當初愛樂的父親，因為認為孩子學音樂都非科班出身，很難跟他人競爭，使出「要念音樂就自己賺學費」的殺手鐗。當年被大哥「棍棒教育」逼著練琴的熊士蘭姊妹，此刻竟都發揮堅韌意志，一路打工、借錢、拿獎學金，完成音樂學業。

曼哈頓音樂院學成，熊士蘭因為愛情來台，1987年成為NSO大提琴首席至今。悠悠忽忽拉了數十年，熊士蘭總也不倦。她形容大提琴是樂團中「協調兩邊融洽的橋樑」，有時負責低音節奏，和低音提琴一起鎮住樂曲底部；有時又以高音域跟小提琴一起演奏旋律，帶動聽眾情緒。可低可高，可柔可剛，因為寬廣所以可以擁抱全部，就像從人生經歷淬鍊出智慧與韌性的熊士蘭。

有時每晚獨自練琴到半夜，熊士蘭總滿心期待翌日和樂團合奏，「自己練比不上樂團一起練效果好」。她形容每場NSO音樂會都有如打仗，大家為了共同理念全力以赴、凝聚力量，「打得成功，那快樂可以延續好幾天，不是錢可以買到的」。例如3月的Elektra，演完簡直虛脫，但聽到樂聲甫落觀眾爆出的熱烈掌聲、看到滿場起立的群眾，「那掌聲好不一樣，我從沒聽過」。她知道，樂團已成功和觀眾融在一起。

能以音樂為生活、為工作、為休閒，熊士蘭笑說，自己實在很幸福，又歡樂自嘲：「竟然有人會那麼喜歡上班，這可好玩吧！」她形容，樂團就是她的充電廠，一到樂團、精神就來，「工作好像在休閒，還可領薪水，多好啊！」這樣的熊士蘭，自然、豁達、圓融，我終於明白，她手下那總能與其他聲部完美交融的琴聲，究竟何來。